我們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姚立明

我父親在1949年孤家寡人與國民黨從大陸逃難來台灣，我算是外省第二代。跟大多數的台灣子弟一樣，對白紙黑字的教科書深信不疑，眼中只有中國，沒有台灣。1990年到美國進修一年回國以後，才開始展開發現台灣之旅，從閱讀可歌可泣的台灣文學與歷史書籍中認識台灣，開始有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之前，我未曾去投過票，之後，我只投票給非國民黨候選人。朋友覺得我以外省第二代的背景，可以這麼本土派，很不簡單。讀了姚立明的「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嘆為觀止。我和他比起來，只能算半個外省人，事實是如此：我的母親是宜蘭人，我與本省人的孩子一起長大。看了這本書，才知道真正的外省人經歷了什麼？什麼是眷村？什麼是權貴子弟？這麼深藍的背景，姚立明何以會成為打擊迂腐國民黨舊思維的高手呢？

姚自稱小時候很笨，國小念了七年，初中念了四年，都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去補習班才開竅，考上師大附中。我們看他現在分析時事，頭腦精明得不得了，當然知道他不笨。他和許多國民黨權貴子弟一起讀蔣夫人所辦的復興小學，他稱這是無菌小學，孩子們都被保護的好好的，完全的與外界隔絕。他經常打架鬧事，也敢跟老師頂嘴：為什麼要背「隴海鐵路」是從江蘇連雲港抵達甘肅蘭州？我只要知道怎麼從台北到高雄就可以了！可見他從小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大學念輔仁大學法律系，被姚嘉文網羅到他的律師事務所幫忙，開始接觸黨外的人物與思想。不過在以台獨為中心思想的黨外運動中，他總是堅持「台灣當時不能獨立」的言論，讓姚嘉文頭痛。還反問姚嘉文：台灣誰會想和共產黨統一呢？（哈哈！原來他是天然獨的老前輩呀！）

輔大畢業他到德國留學，許多留學生都是到了外國才有機會看見台灣，他也不例外。首先面臨的衝擊是在圖書館看到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他覺得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他都快三十歲的人了，竟然完全不知道，讓他非常震驚。直覺的認為，一定有更多外界所不知道的內幕！那時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他雖然寫了文章支持這些人，引起國民黨的疑心。不過一直到他2007年擔任紅衫軍副指揮，才從施明德口中得知林義雄滅門事件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是國民黨要用二二八來警告黨外份子，不要輕舉妄動。當場被施明德嘲笑無知，他事後不死心問了身邊所有的外省朋友這件事，然後得意的跟施明德反映：不是我無知，大家都無知。

在德國留學期間，不願意乖乖的擔任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和統派、獨派、大陸學生都有接觸，想要認識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瞭解大家的想法。由於接觸獨派人士，已經接到中山大學的聘書，卻差點無法上任，姚爸爸出面，才過了國民黨這一關。後來，代表新黨當選立法委員，國民黨透過行政院頒佈一道行政命令，說他擔任立法委員與他所學法律專長不符，所以不准借調，而失去公立大學教職。這條行政命令，只使用一年，後來就取消了。

書中提到他深藍的背景，早期被綠色選民所厭惡，後來他與國民黨對立，藍色的長輩們罵他忘宗背祖，頗有裡外不是人之感。還好他那當過蔣經國身邊情報員的父親還明理，書裡提到經過他解釋，姚爸爸也能理解為什麼李登輝說當年並沒有參加抗日。（他當時是日本人，所以是與中國作戰）不過當年姚爸爸來不及見父母最後一面，就逃難來到台灣，到九十幾歲了，都還會含著眼淚說想念媽媽，想回中國，讓他聞之鼻酸。

姚媽媽在中學時期歷經二次大戰，最要好的姊妹淘在她的眼前被日本的砲彈所炸死，這成為她終生的痛，日本也成為她此生最大的敵人。孝順的姚立明坦承他因此沒有用過任何日本的產品，也從來沒有去過日本。因為媽媽討厭李登輝，他接受媽媽的建議加入新黨，後來因為他提出「一中兩國」，與新黨的立場不同，而退出新黨。文中寫到與李登輝的互動，標題是：不打不相識，兩人倒都是理論之爭，而非意識形態之爭。看來也算惺惺相惜。

他看到白色恐怖時代的公文，蔣介石親筆簽下：「應即槍決可也」、「一律改處死刑」、「皆從重量處」、「應處死刑」。蔣介石一個人就決定這些人的生死，寥寥幾個字，怵目驚心。小時候，他和鄰居小孩調皮的爬到士林官邸院中的樹上摘水果，蔣介石夫婦還笑容滿面的向他們揮手。他無法想像這些血腥的字眼是出自從小他眼中慈祥可親的老先生之手！也無法理解一個基督徒做禮拜的時候，講的是要關懷人、要愛人，回到總統辦公室卻簽公文槍斃這個人、槍斃那個人。他想了很久，找到一個理由：這就是統治者心態。

書中提到德國和西班牙如何針對強人專政時期所行的不義進行「轉型正義」，希望可以做為台灣的借鏡和參考。轉型正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要有真相，才能好好的面對，然後記取教訓，教育下一代的人不要再犯。

他寫這本書，除了描述他花了三、四十年如何跌跌撞撞爬過省籍、藍綠高牆的心路歷程外，其實最大目的是希望在這塊土地上高牆兩邊有不同背景、不同辛酸經歷的人們可以互相傾聽、互相諒解，進而和睦的相處，讓台灣有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