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序文:死亡禁忌與生命意義

死亡禁忌存在於古今中外的各種文明中。德國哲學家海德格說:「生命是向死而生的存有」,也就是說每度過一天,我們就離死亡更靠近一天。每個人,每個我們所愛的人終有一死、終須一別,然而一般大眾有如鴕鳥一般不面對、不思考,假裝死亡不存在,以為日子可以永遠這樣過下去。除了哲學家、宗教家、少數生命關懷者,一般普羅大眾對死亡避而不談,但「無常」總在意料之外提早來到。此時人們的即時反應是「怎麼會是我?我不想死!」、「我的至親不能死!」,因此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換取生命的延續。以救人為職志的醫師,更是進入職場就學到如何讓病人免於死亡的各種標準作業,看到生命垂危之人,癌症末期的病人,仍然職業反射的使出十八般武藝要對抗死神。 


不過,生命有其期限,醫學有其極限,當病人的身體成為醫師與死神搏鬥的戰場,受苦的是病人,傷心的是家人。在無效醫療的蹂躪之下,百分之七十的人死在冷冰冰的醫院病房或加護病房,人們失去了在宅善終的機會,家屬沒有好好陪伴、來不及告別,因此承受長期的傷痛與錯誤醫療決策的悔恨。 

 一九六〇年代各項重要醫療技術相繼發明,心肺復甦術、呼吸器、人工餵食管、血液透析術等可以救人無數,但是如果不節制的使用,拯救生命的科技成為延遲死亡的無效醫療,陷病人、家屬於無盡的痛苦深淵之中,浪費了醫療資源,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讓臨終病人與善終的距離越來越遙遠。由於濫訴文化,多數醫師擔心沒有救活病人會被告,另一方面,醫師認為有呼吸、心跳、能夠出院就是醫療的成功,但是對於病人依賴鼻胃管灌食或呼吸器毫無品質的歹活臥床,相對的麻木無感。

 在台灣,數十年來人工維生系統的浮濫使用(不應插管而插管、應撤除而不撤除),相信有百萬以上的家庭經歷過家中有人插管臥床多年的慘況,上千萬人見證過親友活在煉獄之中,感同身受自己未來絕對不要落入這樣沒有品質的困境。這是數十年來家屬、醫師不放手,健保持續給付無效醫療費用所造成的歷史共業。老人人口比例越來越快速的升高,假如醫療體制和文化不改變、醫師與民眾不學習放手、健保不採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情勢會更快速的惡化,全體國人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願面對死亡的另一面反映的是未曾嚴肅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品質。有許多人提問過:「假如你只剩下三天、一個月或一年的壽命,那麼你最想要做的是哪些事情?你最想要聯絡的是哪些人?」為何我們要等到生命終點的警鈴想起,才來思考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是哪些?如果能夠活在當下,時刻都把生命的意義放在心上,及時愛人與被愛,此生一定更加圓滿,不會留下那麼多的遺憾。 

 達賴喇嘛說:覺知死亡之必然是一件好事,才會專注於此生的修行,善用這個已經獲得的特殊人生,多作利己且利他的善行,那麼死亡的時候將沒有遺憾,死亡可以是欣慰的事。從達賴喇嘛化繁為簡的說明中,生命的意義就是「利己」與「利他」而已,與是否功成名就、大富大貴並無關係。所謂「利己」,無非好好的學習,提升自己的品德、學識與身心靈的健康;這一生來此修行,生命中的考驗、挫折都是逆增上緣。能夠順利度過最好,就算挫敗也是歷練。「利他」之事,小至一個微笑、一句好話、扶人一把,大至立德、立功、立言。只要我們心存善念,助人之事,總能依據我們個人能力與機遇的不同,而對他人、社會有所助益。印順法師也鼓勵人們可「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但是,當生命品質低落到一個程度,不但失去了助人、貢獻社會的能力,就算是讓自己「活的像個人」的能力都沒有。沒有溝通能力、行動能力、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活在痛苦、依賴、恐懼之中,沒有自由也沒有尊嚴,這時候,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人生不是只有生與死的二元分法,還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命的意義何在?生活的品質如何?如果家屬和醫師一心要救治的這個人,存活以後,無法活的像個人,那麼付出那麼多代價的家屬是真愛這個親人嗎?或者只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愧疚與失落?如果醫師竭盡所能救治病人,只考慮病人是否存活,而不在意這位病人將來的生活品質,這個家庭將面對多少磨難,那麼救活這位病人到底是慈悲還是殘酷,是行善還是作惡? 

 死亡的禁忌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形成民眾與醫界無論如何都要救活病人的文化框架與迷思。在一九六〇年後因為醫療科技的進步,加上一九九五年以後健保的實施,這數十年來有太多應該自然死亡的人被醫療科技所綁架,生不如死僅餘軀殼的活著,拖累了家人、健保和社會。這是一個完全違背倫理的異常現象,這些病人被強制使用呼吸器、被強迫人工餵食,許多無效的醫療施加在他們身上,帶給他們難以忍受的痛苦。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如果家屬不覺醒,醫界不改變作風,這種違背倫常的事件只會越來越多,個人、家庭、社會付出的代價只會越來越高。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稱得上是一個進步而重視人權的國家嗎? 

 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這種過程,在八〇、九〇年代有些家屬努力的替插管臥床親人爭取撤管,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全國矚目,引起高度討論,醫界終於逐漸改變作法。以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為例,目前大部分治療無效的病人,在加護病房就進行撤除維生系統了;老衰重症末期病人不插管,也不做無效的治療。《二十一世紀生死課》一書,對現代醫療科技的演進,其所帶來正面以及負面影響,以及醫界的逐步改變作法,有發人深省的論述。國外的演變過程是我們最好的借鏡,我們已經慢了二、三十年,只要我們願意思考,願意自省,願意改變,號稱亞洲最民主、思想最開放的台灣,絕對有足夠的實力改變觀念,成為更重視善終自主權的國家。 


 註1   《二十一世紀生死課》(Modern Death: How Medicine Changed the End of Life),海德.沃瑞棋(Haider Warraich)著,朱怡康譯,行路出版,二○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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