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肖索依醫師的著作『我不是殺人犯』的真實事件。(2024年出版,這是簡體中譯本書名,原來書名是:「面對文森‧漢貝爾之死:我在職責、恐懼、偽善與同情之間走過的道路。」)故事中的病人、病人之母以及作者肖索依醫師都有異於常人的勇氣,令人欽佩。
肖索依醫師是重症科醫師,有天才剛回到家接到緊急電話立刻返回醫院。一位23歲的男病人文森從該院的復健病房轉入加護病房。病人呈昏迷狀態,呼吸困難。他即刻指揮團隊幫病人插上呼吸管、接上呼吸器。
現場至少有兩位護理師給他白眼。病房外病人的哥哥和父親非常憤怒的指責:醫師,你為什麼不讓文森安靜的離開,為什麼要施予急救?病人的母親在一旁落淚,顯得非常沮喪、孤單。回到家裡,他的太太也責怪他,為什麼不放手讓文森走!如果我們的孩子變成這個狀況,你會救他,然後讓他躺在床上幾十年嗎?
他覺得身為醫師,在不瞭解病人的意願之前,他必需要搶救病人的生命。這是他的職責。
第二天,他避開眾多媒體來到病房。開始瀏覽病人重達三公斤的病歷。文森在三年前因為嚴重的車禍送到醫院來,當時就是他和團隊把病人的生命搶救回來的。文森在昏迷了九個月以後,他的母親(瑪麗)聲稱她看見兒子的笑容,文森全身癱瘓、無法進食、雙眼失明、無法言語,但是右手拇指此時出現動作。
瑪麗已經離婚,文森受傷以後,她辭去銀行工作,在醫院對面租了小房間,每天的探視時間都來陪兒子,其他的時間去打零工。發現文森的拇指會動,她在半年的練習後,可以清楚的讓文森表達他的意思。她唸出字母,文森動拇指來挑選他要的字母,完成一個字,然後一個句子。
文森能夠清楚表達意思以後,要求母親協助讓自己死亡。慈母反對,他寫信給哥哥、父親、姑媽,不知經過幾個月,家人都有共識了。母親改變主意以後,開始向院方申請,被拒絕。文森寫信給總統,收到制式的回應。他又寫了第二封。被媒體報導。總統和總統夫人都來見過他,答案還是沒有辦法。
他寫了兩百頁的生命遺囑,甚至出版。全國的媒體都在關注他,幾乎沒有法國人不認識他。瑪麗接受多次媒體的採訪,最後她聲稱即使要坐牢,她也要幫忙兒子。有人提供給她足以致死的巴比妥酸劑,她把藥經由鼻胃管灌入兒子的胃裡,幾個小時以後,醫護人員發覺有異,文森被轉入加護病房。幾小時後,瑪麗被警察帶走。
當天,肖索依醫師答應來探視的瑪麗他不會積極治療文森。回到家中,瞭解他的太太感受到了什麼。她勸先生不要衝動,要為了這個家庭著想,他們有五個孩子。結婚十五年來第一次,他太太異常的焦慮、心急落淚。兩個戒了煙的人,同時抽起煙來。
一個專業就是救命的醫師,因為這個機緣,深深的思考起死亡的議題。醫師把死亡視為失敗,但是讓病人從此被困在如棺木中的軀殼裡,可能要四十年。這真的是對病人和家屬最好的局面嗎?他提到自己父親死亡,許多醫護人員家屬的死亡,他們有辦法讓自己的親人不要延長瀕死的過程,有尊嚴的離開。他們知道怎麼做,不要聲張就好了。但是一般人,被法律牢牢的框住。現代醫療有很大的變化,法律是否應該與時俱進?
事發第三天,他來到加護病房召集所有相關人員,他提議拔掉病人的呼吸管,所有的人員都贊成。昨天對她拋白眼的護理師對他投以尊敬的眼光。他是主管,所有的人知道他會承擔起責任。拔掉呼吸管以後,文森開始喘,他們給病人注射了藥劑,讓病人可以減少痛苦,安靜的離開。醫院門外,媒體群集,他必須出來說明:經過團隊的決策,尊重文森的意願,他已經撤管死亡。
下班回到家中,所有的電視頻道都在報導文森的死亡。他們夫妻與孩子討論這件事,大家都認同這是尊重病人的人道措施。但是醫學系三年級的兒子,質疑父親不應該施打某種禁藥。(註:現在通常是施打嗎啡,是合法的)
接下來他收到傳票,他以為是到警察局作證,留下筆錄。沒有想到警官說他犯了謀殺罪。兩個小時的偵訊後,他太太開車到警察局的後門接他回家,她形容先生臉色蒼白,突然老了十歲。他將要面對漫長的訴訟。
接下來他收到了許多的信件,都是來致敬、加油、打氣的。讓他心情稍稍平復了些。有人為此建立了網站,有兩千位醫師連署聲援他。社會開始討論安樂死、尊嚴死議題,立法單位也動起來。
文森死於2003年九月,「我不是殺人犯」於2004年十月出版。2005年允許撤除維生醫療的法律完成立法。2006年肖索依醫師和文森的母親瑪麗被判不起訴。
一位只專注於救命,不曾思考過死亡議題的醫師。經過這個案例的洗禮,他寫出了我很熟悉的觀點。
如果我的生屬於我,那麼我的死也屬於我。
死亡,並非屬於醫師的事物,也非屬於司法者的事物,亦非屬於政府的事務。
死亡,首先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事務。
註:
一、台灣在2000年通過安寧緩和條例,文森當時如果在台灣,自主表達拒絕鼻胃管進食。可以簽署安寧緩和意願書,醫師可以撤除鼻胃管。沒有想到2003年的法國,文森為了這個自主意願忙了一年多,還是沒有人幫忙撤除鼻胃管。可見台灣在立法上算是蠻進步的。只是可惜,醫界並沒有充分理解法案的精神,在現在的台灣,可能還是只能找到少數的醫師願意幫忙撤管。
二、相對的,美國的昆蘭案發生在1975年(昆蘭為植物人,父母聲請撤除呼吸器,引起訴訟,最後勝訴),1976年的加州就通過了自然死法案,允許撤管,比法國早了將近三十年。今年,法國終於通過了安樂死法案。這點,台灣不知道落後多少年。
三、肖索依醫師在書中也提到其實法國每年約有十五萬人在醫療團隊與家屬的默契下,對於急救無效的病人撤管維生管路,讓病人自然死亡。只是他們通常描述為「停止積極治療」。嚴格來講此是關乎醫學專業與倫理的判斷,根本不需要法律來規範。試問三十年以前,為什麼沒有那麼多病人插管臥床,因為醫師解釋清楚病人無復原可能,家屬自然同意放手,就這樣。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有了善終法好像是保障,其實是醫療變質了,希望有法規來遏阻無效醫療的延長死亡。無奈法律沒有被確實執行,就變成今天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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