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西方爭取自然死亡權的訴訟

民眾從照護現場得到血一般的教訓，相對容易變得清醒，對於善終的追求願望越來越急切。醫護人員假如只是把「疾病」當成工作對象，沒有時間或沒有能力體會「病人和家屬」所受的痛苦，那醫病的認知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沃瑞棋醫師在《二十一世紀生死課》書中描寫了以下血淋淋的事件。

一九八九年美國的魯迪．納瑞（Rudy Linares）拿著左輪手槍衝進兒童加護病房，大喊：「我不想傷人！我只要我的兒子死！」他十五個月大的兒子因為誤吞氣球變成植物人，幾個月以後，他要求移除兒子的維生設備。醫師原本已經同意，醫院的律師卻要求他們住手，警告此舉可能惹上殺人官司。魯迪向兒子的喉嚨開槍，結束了他的生命，然後流淚抱著兒子遺體，左右搖晃了二十分鐘。在公眾輿論的法庭上，魯迪成了英雄。民調中心接了六千通電話，支持和譴責魯迪的人數是十三比一。陪審團不想追究，魯迪直接獲得釋放。

有位醫師的話精準點出了時代氛圍：「『維持生命』成了『延長死亡』，病人康復不了也死不成，他們成了科技的囚徒。」

一九八三年美國的南希．克魯森（Nancy Cruzan）因為跌落水溝而成為植物人，長住護理之家，南希的父母不忍女兒日益憔悴，於一九八七年請求移除女兒的餵食管。初審法院同意他們的訴求，但密蘇里州最高法院駁回裁定。冗長的訴訟過程中，法院認定人工供給營養和水分屬於醫療行為，與醫療組織和生命倫理機構的普遍立場一致。在一九九○年，法院認定南希同事的證詞有效（南希曾經表達不願以植物人狀態存活），移除餵食管兩週後，南希終於結束了長達七年的痛苦。

令人欣慰的是，這項判決的效應快速擴散。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顯示，在一九八七和八八年，死於加護病房者只有半數撤除或拒絕維生治療，但到一九九二和九三年，死前撤除維生治療者已達九成。這反映了現代醫療的一項事實：如果醫師堅決不容病人死去，病人的確很難離開人間。

在英國也有類似的案件發生。一九八九年四月，Tony Bland（湯尼）在足球場的推擠事故中，導致腦部缺氧而嚴重受損，隨後陷入永久植物人狀態。他需要人工餵食，但是能夠自主呼吸。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湯尼的意識狀態仍未有好轉，醫療團隊和家屬於是決定撤除湯尼的維生醫療，包括人工營養和水分。湯尼的家屬和醫療團隊都有共識，然而醫療團隊卻被檢調單位威脅：若逕行撤除湯尼的維生醫療，將面臨謀殺罪的控訴。一九九二年醫療團隊和家屬向法院提交申請，希望法院宣告「撤除湯尼的維生醫療（包括人工營養和水分）」為合法。經過幾次上訴，英國上議院最後宣判撤除維生醫療為合法。上議院認為人工營養和水分屬於「醫療處置」（medical treatment），並且相信若繼續這樣的醫療，對於湯尼並無治療上、醫學上或其他方面的好處。一九九三年三月，醫療團隊撤除湯尼的維生醫療，湯尼於九天後過世。不過，湯尼的父母認為他早在一九八九年就死於足球場的意外事故中。

Tony Bland案最主要的影響是「確認人工營養和水分為醫療，且與其他維生醫療一樣可以合法撤除」。對湯尼這樣的永久植物人而言，人工餵食不符合其最佳利益，因為除了延長植物人無意識的生命，沒有其他作用。

這是三十幾年前發生在美國和英國的革命，人們爭取「自然死」的權利，終於改變了醫界的醫療行為。台灣在二○○○年反其道而行，廣設慢性呼吸病房，養護中心也日益增加（百分之七十的住民無意識插管臥床），還一床難求。我們已經慢了人家三十幾年，雖有多位醫師大聲疾呼十幾年了，要到何時，「不要讓病人生不如死的躺在植物園」才能成為台灣醫界普遍的共識？如果醫界自省的力量不夠大，當有越來越多家屬向醫師爭取自然死亡的權利時，醫界的觀念會鬆動的，這有待全體國民的努力。

向來台灣在病人死亡時很容易興訴訟，造成醫師害怕病人死亡。也許，台灣也需要這類的訴訟，引起社會重視與討論，才能推動醫界尊重病人的自然死亡權，以專業判斷協助病人家屬及時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