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畢恆達(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退休)新書『出國吃冰絕對不能咳嗽』出版,有家族回憶,他的成長,他的社會運動。最讓我噴飯的是台灣的歷史回顧,有笑有淚。以下是我寫的推薦文。
弟弟小時候好可愛,我這個大姊非常羨慕他是最受媽媽寵愛的小兒子。印象中他經常坐在媽媽懷裡,用小手揉著媽媽的耳朵。我從來沒有被父母抱過,後來母親證實:她十八歲生下我,忙得沒有時間抱我,而我的父親下班就留在學校打牌,也不會抱小孩。
父母對三個小孩過於嚴厲,不是打就是罵。不知道何時開始,弟弟的話說的越來越少。青春期的時候,我們一起走路搭火車通勤,他一定要跟我走在馬路的不同邊。
看了這本書,我才知道弟弟竟然覺得自己醜,不敢照鏡子。明明我就覺得他很帥,又很聰明啊!我其實不瞭解他的內心世界,因為他從不說自己的心事。
我們同時在台大唸書,感情開始比較親近,他喜歡抄些詩詞歌賦,配上他自己畫的插畫,做成卡片送給我,我到現在都還留著。我們兩個人都有留下日記、信件、卡片、成績單的習慣。看了這本書,發現他留下那麼多的考卷,反映那個時代的荒謬,真是大開眼界,邊讀邊苦笑。
他去外島當兵那兩年,我們感情更親近。他不時的給我寫信(每封都還保存著,我給他副本),訴說想家的心情,在那裡受的委屈。但是信件會被檢查,所以我也不清楚什麼人在整他,如何整他。他在信中說:聽我寄給他的錄音帶(兩個外甥的童言童語)是他最大的安慰。
又過了兩年他去紐約留學,當然又開始密集的通信。剛開始比較辛苦,慢慢的如魚得水,知道他在系裡人緣很好,表現很優異。紐約這個花花世界,自然是充滿了魅力。只有一次被黑人用刀抵著脖子搶劫,把我和媽媽嚇了一大跳。
四年後我去紐約進修半年,就借住在他四十四街的學生宿舍。他把床讓給我睡,他打地鋪,早上再把放在地上的床墊豎起來靠牆放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房間進門牆上,有張直立跟真人一般大小的卓別林黑白全身照海報,還有放在地上的大同電鍋。我不善烹飪,那半年我也不清楚他如何蹲在那裡沒多久,就變出姊弟兩人的餐點。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件是,我們一起看了一個「多面夏娃」的紀錄片。片中的主人翁已屆中年,家庭幸福,兒女也成材,卻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做心理治療的過程中,畫出許多小女孩受虐的圖畫,一個人被關在黑黑的地下室,被吊起來毒打。受虐的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平常愛自己的父母,會這樣對待自己。所以就把那時候的自己解離,壓到潛意識去,告訴自己:我不是那個壞孩子。心理治療讓她把那些受虐的孩子一個一個認回來,知道不是那個受虐的孩子有錯,是父母不懂得怎麼照顧孩子。她痊癒以後,成為病友團體的志工。
看完這個影片,我們同聲嘆息,原生家庭父母對待小孩子的方式,會影響孩子的一輩子!那時候,還沒有什麼童年創傷、家庭創傷的概念。已經三十五歲的我,第一次抱怨父母從小的打罵教育害我不淺(很自卑、容易自責)。弟弟說他受害更大。我說:爸爸媽媽打我們打到我小學畢業(十二歲),你比我小四歲,少打了四年,你比我好命。回台灣跟母親討論這件事,她才說出我弟弟被我爸爸罰跪的事情。我出版「斷食善終」一書,弟弟寫了一篇文章,我才知道他小時候被我爸爸用皮帶抽,看了心疼不已。
也許這就是他在家中金口難開的原因。我們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我常常唧唧呱呱說著今天發生什麼事,明天有什麼計畫等等。他可以幾十分鐘都不吭聲,問他也不回應,我氣的住口不說了。沒想到次日我昨天提到的所有事情,他都幫我辦好了,表示他都有聽進去,但是可以不回應。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他已經待在紐約幾年,熟門熟路,把我當妹妹一樣照顧。平常日我去醫院受訓,每個假日幾乎都安排活動,帶著我到處去玩,經常去Strand book store,那是我開始喜歡逛二手書店的濫觴。還去黑人的哈林區,去看塗鴉,去看市集。我們都是同情弱勢的性格,他身上穿著挺黑人人權的T恤。
二〇〇一年我留職停薪,他拿教授休假,我們又去紐約住了半年,和洪文龍三個人在法拉盛租了兩房一廳的公寓。平常日我去上人體素描課、逛美術館。星期天他會帶著留學生一起去逛塗鴉,專長環境觀察的他是一個最佳的紐約嚮導。因為碰到九一一事件,我提前回台灣。在那之前我們一起去看了好多齣芭蕾舞、歌劇、音樂劇。三個月多一點的時間,我寫了十五萬字的日記,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時光。
我和弟弟有很多共同興趣,除了藝術以外,還有閱讀。他看了什麼好書,常會傳給我。一個星期逛好幾次書店的他,會順便幫我買他認為我會喜歡的書。台灣開始有家庭創傷書寫以後,他看的可多了,看完都轉給我看。我這幾年推廣善終,他改買探討尊嚴死或者死亡相關的書籍給我。「生命的非選題」就是其中一本相當重要的書。
我的父母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教養是「積極過生活,肉身不堪使用的時候就放下」。父親在晚年精讀「西藏生死書」,書上劃滿了紅線,寫滿了眉批,交代我們不論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叫救護車,不要送醫。九十二歲的時候,如他所言在睡夢中無疾而終。母親小腦萎縮症末期無法翻身,無法正常吞嚥,拒絕鼻胃管斷食往生。在充滿愛的二十一天旅程後圓滿、安詳的離開。兩位長輩都示範了視死如歸(如字面意思)的豁達,我們三位子女也完全繼承了他們的生死觀。
我因為推廣善終,受到某些人的誤解,弟弟總是傳來各方面不同意見的資訊給我參考。執筆的此時,弟弟在北非旅遊,報紙談論著我是否犯了「幫助殺人罪」。他不斷傳來各種訊息,安慰、鼓勵我,怕我承受太大的壓力。雖然他話不多,那種手足情深的親密感,給我很大的信心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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