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的幾項革命性醫療科技發明完全翻轉了人類死亡的面貌。其中包括心肺復甦術、血液透析術(洗腎)、心律調節器，緊急救護系統和加護病房的設立，人工餵食管、呼吸器長期使用於病人，還有各種器官移植的發展。這些醫療科技的進展發生在短短不到十年裡，讓醫界一度以為人類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控制，沒有意外事故的話，人類將可以活到一百歲。
果然，在已開發國家，人類平均壽命已經達到八十餘歲，活到九十歲、一百歲是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醫學可以讓人活得久，卻無法讓老人都活得好。「長壽病」成為新的醫療難題，失智症、癌症、 退化性疾病、新陳代謝疾病、心血管疾病，讓許多人老得很痛苦，照顧者負擔沉重。二○二二年九 月，九十一歲的法國著名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在比利時安樂死過世，家屬聲稱高達無病無 痛，但活得「精疲力竭」。可見得光是「極老」就很辛苦了，何況許多老人還有身心失能或者慢性病 纏身。
一九六八年在一封致《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標題為「被剝奪的死亡」(Not allow to die)的書信中，倫敦查令十字醫院的病理學家西默斯(William St. Clair Symmers)敘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病例。
一位六十餘歲的退休醫師罹患胃癌，癌細胞已經轉移至淋巴、肝臟、脾臟，動過胃切除以及清 除肺部血栓的手術後，他要求「不再以任何治療來延長性命，因為癌症的痛苦已超過他能忍受的程度」。但是兩星期後，他因為心臟病發，一個晚上就接受了五次心肺復甦術重啟他的心跳，醫療人員發現他陷入半生不死的狀態。一息尚存的老醫師又撐了三個星期，經歷無數次癲癇發作與突發性嘔吐。醫療人員以靜脈輸液、輸血、抗生素、氣切來阻擋肺炎，正當準備接上呼吸器時， 他的心臟最後一次停止跳動。西默斯醫師寫道:「僅以此病例報告交付審查。本文不做任何論述或結語，留待讀者自行體會。」
二○○八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送行者》的原著《納棺夫日記》書中有這樣的文字:
我工作早期，多數人在自己家中往生，總是常見到看起來像是柿子樹枯枝的遺體。 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枯枝般的屍體漸漸不多見了。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醫院往生。
以前若是陷於無法攝取食物的狀態，就只能任由身體像枯枝一樣的消瘦下去;但現在因為能吊點滴補充營養，其造成的結果就是，從醫院抬出來的，是一具具泛黑的雙手布滿慘不忍睹的點滴針孔痕跡，時而在喉嚨或下腹部還垂著管線的浮腫遺體。
那樣的遺體不管怎麼看，都有種讓人揮之不去，像是劈裂活樹般的不自然印象，而不是給人如 同晚秋枯葉散落那樣的自然感受。
不僅如此，現在的醫療機構，甚至不給人對死亡進行思考的餘地。環繞在患者周圍的，是生命維持裝置、抱持著延命思想的醫師團，以及執著於生的親屬們。
對於面對死亡的患者來說，這就像是被安置在冰冷的機器中，孤伶伶地與死亡對峙一樣。
結果，他們總是在無從對死亡思考、也無法從任何人那裡得到撫慰的情況下，迎接了死亡的到來。
這根本談不上是什麼「美好的死亡方式」。
一九九三年身為納棺夫的青木心門書寫了以上觀察入微、發人深省的文字。那應該是當時日本社會很普遍的現象吧！兩年後的台灣，全民健保啟動，步入相同的困境中。
一九六○年代發明的各項高科技儀器擺滿加護病房，不論多麼病入膏肓，只要家屬或醫師不放棄，病人幾乎沒有真正死去的機會。死亡以前，病人通常接受了各種侵入性的治療。這種現象普遍發生在醫療科技發達的國家。歐美國家也有經歷這樣的過程，只是他們比較早開始覺醒，有了應對的政策。最主要的對策就是預立醫囑，當病人插管臥床一段時間，確認沒有復原機會時，就會依照其預立意願撤除維生系統，讓病人好走。
台灣在二〇〇〇年實施安寧緩和條例，二〇一九年實施病人自主法。可惜醫界和民間沒有充分瞭解和應用兩個善終法，造成「不應插管而插管、應該撤管而不撤」的困境，帶給病人與家屬無盡的痛苦，值得反思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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