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六十七歲的先生左側出血性中風，左腦腫大壓迫到對側右腦，造成深度昏迷。開腦做減壓手術後仍然沒有醒來，靠著呼吸器和鼻胃管維生，已經五十天了，病情沒有好轉。一位女兒不忍父親受苦，想要帶父親回家善終，醫師說時間還沒有到，有家屬仍抱著希望？我問：「你們期待的復原是什麼？」以我復健科醫師的經驗，令尊已經是老人了（雖然你們希望他活到八、九十歲，現在太年輕），腦部復原的能力差，就算改善，還是終身依賴，沒有語言功能，這是他要的生活嗎？你們經得起十年以上的長照嗎？也許家人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死心，只有慢慢取得共識了。《二十一世紀生死課》作者分享的一個故事，頗具啟發性。
美國沃瑞棋醫師(Haider Warraich)在《二十一世紀生死課》書中舉例談到他如何說服重病無法復原的病人家屬放手，其出人意外的過程，讓我讚嘆不已。
老太太因為心臟病發入院，她的腎臟也幾乎失去功能。她的情況日益惡化，治療越來越像是在拆東牆補西牆：由於她的心臟十分虛弱，我們每次為她作血液透析（洗腎），她的血壓都降到危險範圍。眼見她的病況已難以承受透析，透析人員也漸漸不忍再做嘗試。我知道希望已非常渺茫，覺得是時候和家屬談談，討論一下後續照顧方向了。
全部家屬到齊，我們的醫療團隊包括社工來到病房。老太太嘴巴張開面朝天花板，不發一語。小女兒趴在媽媽身上啜泣，大女兒靜靜望向窗外，他們的老父親坐在椅子上，不安的擰著帽子。我向他們說明病人的最新狀況，語帶遺憾的表示繼續作透析可能有害無益。
大女兒向來自嘲是「不孝女」，她態度悲觀，似乎傾向接受我們的建議。小女兒自顧自地指責我們討厭她媽媽，說我們是厭倦照顧才千方百計想「把她弄走」。她不斷說自己才是媽媽最疼愛的人。老先生手足無措，有氣無力的說：「我覺得自己的情感在和理智作戰，我理智上知道再做治療也沒有用了，可是心裡放不下，我不希望她死，不想她離開我們。」
一陣沉默之後，大女兒問我：「醫生，如果是你媽媽，你會怎麼辦？」我一聽就知道機會來了，是時候調整對話方向了。
「可不可以多談一些令堂的事？」我問。
那家人面面相覷，完全沒料到有此一問，我繼續說：「我們已經講了不少關於她的事，可是我覺得我還不夠了解她。」
兩個女兒像是受到觸動，開始緩緩講起印象裡的媽媽。老太太也許是世上最溫厚的人之一吧，她連螞蟻都不打..........，她最愛做的事，就是為親朋好友煮大餐。病房裡的氣氛不一樣了，老太太的溫暖化開了凝重。
我小心翼翼地問：「你們覺得，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直沈默不語的老先生，這時總算開口：「對她來說，要是沒辦法煮大餐給大家吃，沒辦法跟朋友出去走走，人生也沒什麼意思了。」
他們原本希望我能提供解答，但經過這些回憶，答案已變得不證自明。
這位才三十出頭的年輕醫師，只問了兩句話，成功的讓家屬從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轉而從老太太的立場來考慮，那什麼是對老太太最有利的選擇就非常明白了。
所以要能放手的關鍵，就是為病人設想，而不是只顧及自己的情感與需求。孝順不是把受苦的父母留在身邊伺候，而是順從父母的意願，以他們的最大利益為考量，讓他們離苦得樂，脫離這個已毀壞的軀殼之束縛，到天上無病無痛、自由自在，開啟另一段的旅程。
死亡是另一段生命的開始。對往生者如此，對放手的遺族而言，何嘗不是如此。
不能放手的另一個關卡是：不知道長輩的意願。也許長輩不曾明確交代不插管、不急救，不要躺在床上拖磨。但是，長輩有說過即使插管臥床也要盡量讓他活著嗎？假如沒有這樣交代，為什麼我們要替他/她作這種決定？假如我們看到親人這樣插管躺著、抽痰身體抖動都忍不住要落淚，當事人若能表達，一定是說：「讓我走吧！」不是嗎？
家中有一人願意放手容易，讓所有家人都有共識，並不是那麼容易。我娘家因為平常就經常討論生死議題，所以早有共識。一般家庭，一人提議讓長輩斷食善終吧，這個人要花不少心思，且要有溝通的智慧，才能逐漸說服所有家人。
文章一開始提到的病人假如有簽過「安寧緩和條例意願書」或者「預立醫療決定書」有沒有用呢？其實沒有，因為醫師認為病人還不是末期，不是絕無復原的可能（醫師心目中的復原可能是指有呼吸、有心跳），家屬也還期待病人會醒過來。這樣的話，沒有人會去啟動撤除維生醫療。所以不是簽署文件就有用，是要所有家屬都有共識，在什麼情況不要急救、不要維生醫療，才會去跟醫師要求，跟醫師爭取才會啟動。文件不會自動生效，要有兩位醫師同意才能啟動，家屬還在期待奇蹟，醫師當然不會啟動。所以平常溝通好，家人有共識才是最重要的。簽署文件只是方便一些。以這位病人來說即使本人沒有簽過，目前可以由家屬來簽安寧緩和條例的家屬同意書，撤除維生醫療。需有兩位醫師判定病人屬於「末期」。醫師有請家屬要有心理準備，病人隨時可能離開，這還不叫末期，那什麼是末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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