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生命有其期限，醫學有其極限，當病人的身體成為醫師與死神搏鬥的戰場，受苦的是病人，傷心的是家人。在無效醫療的蹂躪之下，百分之七十的人死在冷冰冰的醫院病房或加護病房，人們失去了在宅善終的機會，家屬沒有好好陪伴、來不及告別，因此承受長期的傷痛與錯誤醫療決策的悔恨。
一九六〇年代各項重要醫療技術相繼發明，心肺復甦術、呼吸器、人工餵食管、血液透析術等可以救人無數，但是如果不節制的使用，拯救生命的科技成為延遲死亡的無效醫療，陷病人、家屬於無盡的痛苦深淵之中，浪費了醫療資源，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讓臨終病人與善終的距離越來越遙遠。由於濫訴文化，多數醫師擔心沒有救活病人會被告，另一方面，醫師認為有呼吸、心跳、能夠出院就是醫療的成功，但是對於病人依賴鼻胃管灌食或呼吸器毫無品質的歹活臥床，相對的麻木無感。
在台灣，數十年來人工維生系統的浮濫使用（不應插管而插管、應撤除而不撤除），相信有百萬以上的家庭經歷過家中有人插管臥床多年的慘況，上千萬人見證過親友活在煉獄之中，感同身受自己未來絕對不要落入這樣沒有品質的困境。這是數十年來家屬、醫師不放手，健保持續給付無效醫療費用所造成的歷史共業。老人人口比例越來越快速的升高，假如醫療體制和文化不改變、醫師與民眾不學習放手、健保不採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情勢會更快速的惡化，全體國人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願面對死亡的另一面反映的是未曾嚴肅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品質。有許多人提問過：「假如你只剩下三天、一個月或一年的壽命，那麼你最想要做的是哪些事情？你最想要聯絡的是哪些人？」為何我們要等到生命終點的警鈴想起，才來思考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是哪些？如果能夠活在當下，時刻都把生命的意義放在心上，及時愛人與被愛，此生一定更加圓滿，不會留下那麼多的遺憾。
達賴喇嘛說：覺知死亡之必然是一件好事，才會專注於此生的修行，善用這個已經獲得的特殊人生，多作利己且利他的善行，那麼死亡的時候將沒有遺憾，死亡可以是欣慰的事。從達賴喇嘛化繁為簡的說明中，生命的意義就是「利己」與「利他」而已，與是否功成名就、大富大貴並無關係。所謂「利己」，無非好好的學習，提升自己的品德、學識與身心靈的健康；這一生來此修行，生命中的考驗、挫折都是逆增上緣。能夠順利度過最好，就算挫敗也是歷練。「利他」之事，小至一個微笑、一句好話、扶人一把，大至立德、立功、立言。只要我們心存善念，助人之事，總能依據我們個人能力與機遇的不同，而對他人、社會有所助益。印順法師也鼓勵人們可「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但是，當生命品質低落到一個程度，不但失去了助人、貢獻社會的能力，就算是讓自己「活的像個人」的能力都沒有。沒有溝通能力、行動能力、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活在痛苦、依賴、恐懼之中，沒有自由也沒有尊嚴，這時候，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人生不是只有生與死的二元分法，還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命的意義何在？生活的品質如何？如果家屬和醫師一心要救治的這個人，存活以後，無法活的像個人，那麼付出那麼多代價的家屬是真愛這個親人嗎？或者只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愧疚與失落？如果醫師竭盡所能救治病人，只考慮病人是否存活，而不在意這位病人將來的生活品質，這個家庭將面對多少磨難，那麼救活這位病人到底是慈悲還是殘酷，是行善還是作惡？
死亡的禁忌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形成民眾與醫界無論如何都要救活病人的文化框架與迷思。在一九六〇年後因為醫療科技的進步，加上一九九五年以後健保的實施，這數十年來有太多應該自然死亡的人被醫療科技所綁架，生不如死僅餘軀殼的活著，拖累了家人、健保和社會。這是一個完全違背倫理的異常現象，這些病人被強制使用呼吸器、被強迫人工餵食，許多無效的醫療施加在他們身上，帶給他們難以忍受的痛苦。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如果家屬不覺醒，醫界不改變作風，這種違背倫常的事件只會越來越多，個人、家庭、社會付出的代價只會越來越高。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稱得上是一個進步而重視人權的國家嗎？
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這種過程，在八〇、九〇年代有些家屬努力的替插管臥床親人爭取撤管，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全國矚目，引起高度討論，醫界終於逐漸改變作法。以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為例，目前大部分治療無效的病人，在加護病房就進行撤除維生系統了；老衰重症末期病人不插管，也不做無效的治療。《二十一世紀生死課》一書，對現代醫療科技的演進，其所帶來正面以及負面影響，以及醫界的逐步改變作法，有發人深省的論述。國外的演變過程是我們最好的借鏡，我們已經慢了二、三十年，只要我們願意思考，願意自省，願意改變，號稱亞洲最民主、思想最開放的台灣，絕對有足夠的實力改變觀念，成為更重視善終自主權的國家。
註1 《二十一世紀生死課》（Modern Death: How Medicine Changed the End of Life），海德．沃瑞棋（Haider Warraich）著，朱怡康譯，行路出版，二○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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