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醫師（一九八〇年畢業），我受的死亡教育僅止於一次又一次的心肺復甦術（CPR）。那是充滿緊張與慌亂的戰場，腦海裡不斷盤旋的是急救的每個步驟、每個動作、每個指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的心中有病人嗎？沒有。他只是我們這個緊急行動的對象，我們在施救的是一副肉體，我們關注的是他的呼吸和心跳，不是這個「人」。我們在乎的人不是病人，是家屬，擔心病人沒有救回來，要如何面對家屬，擔心家屬會不會提告。所以死亡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抗的是死神，以病人的身體為戰場。死亡是我們絕對不想面對的。我們都知道，人必有一死，在那一刻，我們腦海裡容不下這個念頭。
我們對腦部、心肺、腸胃、泌尿、骨骼、肌肉，甚至血管、神經、淋巴都有豐富的知識，但是沒有人教我們什麼是死亡，如何面對死亡，如何陪伴死亡。直到一九八五年有少數學習安寧緩和觀念的專家歸國，一九九〇年第一家安寧緩和病房成立。他們懂得如何讓病人在臨終得到舒適治療，得到身心靈圓滿的照顧，讓生死兩相安。但是他們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說服其他科的醫師以及家屬，說明積極治療對病人已經沒有效果只有增加痛苦時，讓病人接受舒適的緩和醫療，安詳的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對病人和家屬都好。但常常碰到醫師覺得還有希望，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試，病人擔心去安寧就只是等死，家屬不願意面對病人來日無多的現實。
我們的社會，民眾不思考、不面對、不接納死亡。安寧緩和科醫師一定有深刻感觸，其實大多數的醫師也是如此。醫學教育在進步中，加入了醫學人文、醫學倫理課程，那是考完試就忘了內容的學科。死亡學需要深刻的體驗，進入臨床以後，除了CPR，我們沒有足夠的訓練讓所有的醫師了解死亡在生理上、心理上、靈性上會有何種變化？什麼時候死亡是必然？如何讓死亡也可以因為醫療的協助而成為美善的。
《一起面對生死》的作者山崎章郎醫師於一九七五年畢業於日本千葉大學，受訓成為腸胃外科醫師。一九八三年他自願擔任日本南極探險隊的船醫，他隨機帶了一本從此改變他一生的書藉《論臨終與死亡》。他說：這是一本需要費神去讀的書，我在初讀的三十分鐘內，就已經在無盡的感動中，發現它很輕易地，將我行醫八年所認為的醫學常識推翻了，我一向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醫療行為，也陡地轉成一段痛苦的歷史。這本書，對我行醫之後所習得的醫療行為——為行將死去的人，盡可能地替他延長一分、一秒的生命——有了一番痛斥。
山崎醫師次年回到日本以後，從此不再對臨終病人作CPR，他會在病人可能面臨死亡之前，就先好好的跟病人和家屬解釋。之後他陸續發表了有關癌症末期病人應否告知真相、臨終照顧等文章，成為日本安寧緩和醫療的先驅之一。《一起面對生死》這本書於一九九〇年在日本出版，造成轟動，書中描寫了五個不得安寧的死亡，和五個尊嚴死亡的故事，搬上大銀幕。一九九〇年台灣剛成立第一家安寧緩和病房，安寧緩和之母趙可式教授於一九九三年才學成歸國。
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兒童文學家林真美老師躬逢其盛，閱讀了日文版《一起面對生死》，感受到其重要性，於一九九四年完成中譯本，這是相當令人讚嘆的事情。她說：在我三十四歲這一年，我自覺完成了一件生命大事，總算，我對自己的生命可以交代了，我的生命終於可以不是一紙白卷。
她向圓神出版社負責人如此介紹這本書：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有關死亡尊嚴的書。他對現代醫療體系在對待臨終病人的態度上，提出了諸多控訴和質疑，另外，作者也以他的親身經歷，藉著一些癌症末期病人的感人故事，提醒在現代社會中對醫療制度深信不疑的我們重新去思考，如何面對死亡這一生命中必有的過程。三十年前林真美的這段話，在現在的台灣仍然是真知灼見。山崎醫師的這本著作成為台灣最早的安寧緩和大眾書籍。
《論臨終與死亡》是死亡學大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代表作，原作出版於一九六九年，二〇一九年美國出版了五十週年紀念版，二〇二三年台灣的遠流出版社出中譯本。羅斯醫師在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在醫院主持「死亡與臨終研討會」，邀請臨終病人談他們的痛苦、焦慮、恐懼與希望。她提醒醫界不要刻意迴避那些已經「無藥可救」的重症者，而是親近他們，將他們當成真正的人來看，他們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我們帶來莫大的幫助，這是一場互惠的體驗。但是，當時醫院的同儕非常排斥她的研討會，認為醫院是救命的地方，她總是在談死亡。直到著名的生活（LIFE）雜誌報導這個研討會，才讓她一夜成名，民眾比醫界先接納了她的先進觀念，後來她成為世界上安寧緩和醫療的先驅者。我有幸在二〇〇〇年閱讀了她的另一本類傳記著作《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她成為啟發我最大的一位醫師作家，也是我死亡學和安寧緩和觀念的啟蒙老師。
假如讓我推薦兩本必讀死亡學書藉給所有的醫療人員（一般民眾也適合），我會推薦《論臨終與死亡》與《二十一世紀生死課》。後者在二〇二三年出版中譯本，作者是哈佛大學出身的心臟科年輕副教授海德沃瑞棋醫師。書中從細胞的死亡談起，介紹人類歷史上死亡原因的演變，現代醫療如何在一九六〇的大躍進以後，快速走進了無效醫療的死胡同。談到病人家屬如何反抗無意義的維生醫療，影響了美國的醫療決策，病人自主權得到伸張。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即使美國比台灣進步開放很多，在醫療現場還是因為生死的糾結而有許多難解困境。他列舉個案探討如何與病人、家屬、同儕溝通，朝向圓滿的結果努力，非常具有啟發性。
我對醫學教育雖是外行，深感醫界的死亡學教育嚴重不足，許多醫師連最基本的末期、臨終、彌留狀態的判定知識都欠缺，當然就無法提供臨終病人恰如其分的醫療處置，就更談不上讓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上都得到安慰了。目前有最多這方面訓練的是安寧緩和醫師，我建議所有的實習醫師都要去安寧緩和科實習，在宅善終是未來趨勢，社區的實習也要加入居家安寧的項目。
至於，其他還有什麼有效的方法，就有賴醫學教育的專家來研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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