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我的讀者多半是因為我是推廣隨順斷食自然善終的志工醫師，緣起於二〇二二年我出版了《斷食善終》，二〇二三年出版《有一種愛是放手》，二〇二四年出版《如何好好告別人生》，即斷食善終三部曲。其實，我的本業是復健科醫師，在中山醫學大學擔任過教授，曾任附設復健醫院的院長，於二〇一二年從臨床工作退休。意料之外的在退休十年後，我成為推廣善終的醫師作家，專業涉及安寧緩和醫學的志工。成為作家是一種協槓，復健醫師的背景卻應用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和知識協助民眾，也算一種協槓。
凡事有其因緣，回顧我近七十歲的人生以及四十五年的醫學生涯，今天的我，來自於過去我的累積，早就埋下了種子，只是當時並不自知。從以前的我來看如今的發展，是一場意外的人生。許多發展不在我的生涯規劃裡，我只是秉持盡其在我的個性，做好來到眼前的任務。認真的回顧，一切其來有自。
我自認為是一位非典型醫師，時常帶著反省的眼光看待醫療發展，不全盤接受制式的醫學教育和醫界的慣性作法。很慶幸我在八〇年代的台大醫院接受了頂尖的醫學訓練，不僅是醫學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醫者的慈悲為懷。那個年代，醫師都領固定的薪水，所有的醫療抉擇只考量一個因素：怎麼作對病人最有利，這來自台大眾多典範老師們的身教與言教。
時代變遷，親身經歷許多讓人感傷、震驚的臨床個案，發覺醫界的許多作法，並不是對病人最好的選擇。自然而然特別喜歡閱讀挑戰傳統醫學的書籍，多半是日本和英語系國家的著作，當然也有台灣的先進們所撰寫的。這些閱讀更強化了我的非典型傾向，更能夠反思醫療的生態，看見全民健保保護傘下、商業化的現代社會裡，有些醫療走偏了。還是有許多醫護像菩薩般的存在，聞聲救苦，慈悲為懷，不計名利，一心只為了病人的福利著想。但是醫療成為商業行為的傾向，也越來越明顯了。
先母八十歲時視力越來越模糊，請外籍看護推著輪椅到住家附近的眼科診所看診，做完各種檢查以後，我陪著母親去聽取建議。醫師拿出各種不同價位的產品，請我們選擇，要做白內障手術。只提各種產品的優點和價格，沒有說明母親的狀況需要那種最好。彷彿子女越孝順，就應該選擇越貴的產品。這不像行醫，這是醫療器材推銷員。還好，我有台大優秀學妹可以諮詢，她問了視力報告，母親的生活狀態：沒有開車，晚上不必出門，沒有需要做特別精細的工作。學妹判斷用健保支付的人工水晶體就夠好了。在門診完成手術，只需付幾百元的部分負擔，母親從此不必戴眼鏡，世界大放光明。這是醫商和專業醫師的差別。
一直以來，我站在復健科醫師的角度看見沒有復健潛能的病人越來越多，他們插管躺在慢性呼吸病房、養護中心或民宅裡平均八到十年。媒體報導百分之九十是家屬不放手。我以為真的是如此。
《斷食善終》出版以後，許多病人或家屬求助於我，我才知道原來自主斷食往生的病人，是找不到醫療單位協助臨終照顧的。治療無效的病人，家屬願意放手的時候，很多醫師不願意幫無意識插管臥床者撤除呼吸器或者人工餵食管。不只是許多民眾認為我們怎能把人餓死，連醫師也覺得停止人工餵食是把病人餓死。殊不知，老衰重症末期的病人本來就是不吃不喝自然往生的。我們介意病人沒有吃，卻對強迫病人進食的慘無人道視而不見。
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文化衝擊，多年來我看黃勝堅、陳秀丹、吳育政醫師長期呼籲拒絕無效醫療、為無意識病人撤除維生系統，瞭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病人自主法」是為了保障病人自然善終的權益。這麼多人為了民眾的自主善終權，做了這麼多年的努力，竟然在實務進行上困難重重。
有自然善終觀念的醫師可能碰到不願意放手的家屬而無法保護病人，有善終觀念的家屬卻可能遇見不願意停止無效醫療的醫師。雙重的箝制，造就了台灣有數千人躺在慢性呼吸病房，數十萬人無意識插管臥床的悲慘狀況。這種現象沒有別的國家足堪比擬，我們又得了世界第一，可惜不是台灣之光，是台灣的黑暗。
我們面臨的挑戰包括健保的無條件給付無效醫療、醫界救回生命跡象的慣性，還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框架，包括死亡的禁忌，以及「飢餓」的迷思。這些都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的。所以我不自量力的拿起筆來，試圖突破框架，破解迷思，不管能影響多少人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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